【热点观察 】 民族团结社会工作行思录

2017-06-03 10:27:05  |   发布者: sowosky  |   查看: 481    

民族团结社会工作是社会资本建构的重要基础。

2016年9月28日下午,在新疆师大青年政治学院(新疆团校)内,举行了由新疆青年社会组织促进会主办的新疆青年社会组织论坛。在论坛上,新疆最大的户外门户网站——小羊军团负责人杨军先生发表了“公益是各个民族共通的语言”的演讲,并展示了图文并茂的PPT。杨军先生阐述的公益观念,带着刚从第五届慈展会凯旋的劲风,让我们所有人折服——包括我这个社会工作师兼公益原理研究者。

四年前,2012年9月16日下午,新疆青年社会组织促进会在乌鲁木齐市成立,代表新疆150余个青年社会组织的168名会员参加了成立大会。

据介绍,新疆青年社会组织促进会由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组成,专门从事新疆青年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交流、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是促进青年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非盈利性社会团体。
新疆自治区团委书记阿依努尔·买合赛提(曾任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人民政府县长)当选促进会会长,她说:“今后,团组织将以成立促进会为契机,建立一个整合性、枢纽型、社会化的平台,实现与各青年社会组织的联系,通过整合人才资源、组织资源和市场资源,为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壮大提供有效服务,并通过广大青年社会组织去团结凝聚更广泛的体制外青年群体,使普遍存在于体制外的社会领域青年有组织归属,有利益表达渠道,有参与社会、实现价值空间,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生力量。”
第一部分
笔者抱持“用脚做学问”的行动主义,反对形而上学。不少人认为,社会工作学是应用学科,笔者不敢苟同。最起码,社会工作教育是行动,不是爱智慧,而是爱本身,不是冥想和纯思辨。知行合一,是儒家实践智慧的标语。公益,是实践,研究公益原理的首要就是关注实践主体。公益之美是一种社会美。公益的实践育人价值,要通过公益原理来体现。
文化是一项事业、乃至一个国家和民族代际传承繁衍连绵不断的灵魂和生命,文化断了,国之不存。文化也是一切社会公共品具有内在持久价值的内因。公益人应该积极投身文化建设,公益原理亦然。志愿者与中国文化建设的关系应该更加密切一些才对。
中国文化之所以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是因为它从不离开生活和实践,它包含的深厚哲学底蕴和道德关怀,不是因为纯粹的媒体炒作。公益机构提供的公共品如果没有文化底蕴作为支撑,都摆脱不了死亡的宿命。
就像陶瓷如果抽掉文化底蕴,就是泥巴罐子;玉石抽掉文化底蕴就是石头。公益慈善不仅过去有文化底蕴,现在和将来也要有文化底蕴。
公益慈善研究的重要性,离不开文化建设,公益原理就是将悠久的慈善文化重新挖掘出来。而最近三十年,公益文化的故乡沦陷了——“成事”的沦陷。这更让我们感到“成人”的重要。
现在,是反思“公益就是没有文化底蕴的媒体炒作”的时候了。


第二部分

 公益人,是公益活动的第一要素。公益心,是公益实践主体的行为内因。

《蜀之鄙有二僧》故事,讲的就是佛家实践智慧:发心最重要。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成事是外因,成人是内因。内因是第一位的。

公益人,公益组织,公益资源和公益传播,是公益活动的四要素。三个半要素都是人,只有半个要素关系到钱和物。可见公益人才及其公益心,在公益慈善实践中的极端重要性。

社会公益之理,来自文化,更来自文化建设。破坏易,建设难。在古代,知识分子用修历史来建设政治文化,办书院来建设思想文化。在当代,追求理想人格实现的志愿者们用公益慈善来建设文化。志愿者是中国文化建设的生力军。随着精英退出、公益组织数量激增,中国当前去精神化的公益文化,假借“专业化”之名,欲宰制公益界,这是一种危险。本书所认可的公益,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志业。没有科学精神的人去做学术,就是在混饭吃,这种人在研究型大学里一定是吃不开的。没有公益精神的人做公益,他(她)在这个行业里的声誉无法持久,很可能带给公益“污名化”的后果。这本原理针对的是正在公益界蔓延的机械唯物论的工具理性,它非常有害。貌似成事,其实最终导致爱心冷淡。


第三部分

做社会公益原理研究,时间的研究的好处就是线条清楚,比较传统,应该传承什么?摒弃什么?大部分研究都比较注重时间。过去怎么样啊?现在怎么样?未来会怎么样?有一个预测,甚至还开出药方。现在的公益研究的我觉得应该把他转换到时间-空间考量,向空间上转化。做公益艰苦,因为公益环境和资源等空间变量。研究公益至少是兼顾时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空间你怎么走向社会?如果没有空间这个维度,你怎么走向民间?怎么建设民间的慈善?没有空间就没有民间。本书(指的是笔者的《社会公益原理》)抱持民间立场。第四部分

公益人是公益原理研究的出发点。康德的名言:人是目的。社会公益,难在发展,重在建设,关键在人。公益原理研究要站在中国文化建设的立场,从善的历程(善知识论)出发,综论社会公益之理。当代中国社会工作者的公益实践,是发展非形而上学意义的善知识论的伟大行动。

西方近代哲学史上有一篇著名的论文《人是机器》,作者是拉美特里,1747年用匿名发表,是18世纪法国第一部以公开的无神论形式出现的系统的机械唯物主义著作。该书假定一切生物都具有所谓“运动的始基”,它是生物的运动,感觉以至思维和良知产生的根据。书中明确指出,运动的物质能够产生有生命的生物、有感觉的动物和有理性的人。当代哲学已经走出机械论,都在批评机械唯物论。

如今,公益无人称化,去精神性的偏向,引起笔者的警觉。它让公益人只投入时间精力不投入精神情怀,这样会导致“看重公共品而忽视公益人”反成人学的恶果,从而杀死公益慈善。第五部分


 逻辑从哪里开始,历史就从那里开始。公益原理研究必须坚持史论结合原则,要下功夫研究哲学史、社会工作史,追求事和理的结合、一致,尤其是要追求中国“公益事”与中国“慈善理”的结合。

不仅主张“成人”,儒家的实践智慧也一直包含了涉及做事的“成物”。以成人、成物为核心,如家的社会观是一个“天人共同体”视域。

清华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认为:“从现代哲学的讨论所针对的问题如技术理性的统治而言,儒家的实践智慧比起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有其特色,也有其优越之处,即毫不犹豫地强调道德的善是人类实践的根本目标,重视人的精神修养和工夫实践。”(陈来:《论儒家的实践智慧》,载《哲学研究》2018年8月号)儒家信奉性善论,济贫帮困,救灾救助,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看为善的行为。从理论上讲,无论是成就理想人格(所谓“成人”)的修齐治平,还是走向下进路,止于人民的幸福,都是在发挥正能量。

文化建设给公益界提出了任务:公益界的供给侧改革必须深化。公益界的供给侧问题长期存在,问题的核心在公益人身上。

在经济学领域,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而与之对应的是“供给侧”,也就是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所谓公益界“供给侧改革”,就是从公共品供给、公益人入手,通过解放公共品生产力,提升公益品牌竞争力促进公益人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机构,将公益组织培育和服务发展方向锁定民生领域、创新领域和公益人,成就新的公益慈善品牌。如今,公益需求很大,如果不深化“供给侧”的改革,就会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不断增长的公益需求。

《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我们公益人已经“居善地”了,如何“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这就需要公益人作为实践主体,必须学习化。

公益慈善的功能是时代赋予的。发挥好慈善正功能,需要培育社会组织。公益机构必须成为学习型组织,以证明:当代社会,有一种正义性来自于社会公益事业。


第六部分


 笔者曾经到西部支教,那里是民族地区,要训练“守规矩”,当语言美和民族团结勾连在一起,就变得很重要了。这是“常人”化,并且海德格尔理解中的“常人”社会是一个零度之在。前不久时兴于中国文坛的“新写实主义”,就标榜“感情的零度”。而有美学教育关怀介入的社会行动则是从零度达于沸点的理性过程。

黑格尔从他那著名的“实体即主体”出发,认为理性统治着世界,因而也同样统治着世界历史。世界历史就是理性的展开(这影响了马克思,但是英国皇家学会波普尔爵士坚决反对),而理性的本质是自由,因而世界历史就是自由和自由意识的历史。海德格尔理解的“沉沦”中人的此岸历史的下行线与彼岸历史的上行线。由于教育是在理想与道德立场上的行动与言说,故它必然起着扭转西部与东部各行其路的“导师”功能。

都说教育从业人员保守,这是有原因的,就其大者,教育是一个传统行当,它和在空间上与教堂、在历史上与教仆、在符号互动上与经典都有渊源关系,教育是为社会秩序服务的,用导致社会化的结果把学生送入秩序,所以说一种不回应社会转型的教育不会是脱权威、祛克里斯玛的。

教育终结由来已久。1905年新秩序要求学校代替科举,于是废科举兴学校。而如今仍是后科举时代,这个以“天地国亲师”和“学而优则仕”为标的的旧传统必须终结。

陶行知先生曾经发现,以经过新教育的人马上成了“穿长衫”的,就此与土地失去了联系,所以先生认为这种新瓶装旧酒的农村教育是失败的。那一辈教育家想创造出一种新传统在本质上替代科举传统,可是由于战争、改朝换代等因素,对旧传统的颠覆任务历史性的落到了我们这些人的肩上。

在社会转型期,在公益上走出一条新传统需要陶行知等“克里斯玛”式的精英人物,所谓呼唤“新时代的慈善家”也意在于此。

冯友兰先生早就说过“阐旧邦以辅新命”是他的愿望,我们研究中国公益的人要看到,都市的城市病以及农村的空洞化给我们警示:社会地震正在发生,而“失范”的教育正处在“震中”。

如今,我国教育现代化产生了“两头在外”的怪现状:一头是海外,一头是郊外。它们这两头均为现行教育体制外的存在。

海外留学人数在不断增加,但是以各路精英为主,他们处在体制外,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国外体制的吸引力在起作用。

郊外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造成的,上海市现有约200所农民工子女学校,浙江嘉兴市区有15所农民工子女学校。这主要是因为国内体制的吸引作用。

但是,海外人员生活质量和郊外人员的生活质量悬殊极大——虽然都是现代化(西方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的产物,两种体制不相通约。那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出来了: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到底应该怎么搞?

首先承认:现代化是好的,因为它的“徠民”作用很明显。再者,我们必须看到,以先发带动后发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应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因为,“郊外”在提醒着我们:后发的代价。

刚才说了,中国的现代化“化”出了三个头:都市本位一个头,海外一个头,郊外一个头——一共三个头。说句玩笑话,三头六臂是传说中的“二郎神”,而现实中国教育就已经变成了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急需公益来拯救。


所以,我希望旧传统的精英教育就此终结。而“克里斯玛”(Charisma)式的人物与新传统的保持与创生息息相关,难道我可以寄希望于旧传统的维护者自动退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舞台吗?


读书不能救人,服务才能“成人”。大学有三大功能,其中一项就是“社会服务”,也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兼济”。大学的“服务”,对学生来说,就是服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它是从国外经台湾、香港,引进大陆的先进教育理念,强调在为社会(社区、社群)服务中学习。大学(尤其是社区学院)不是培养“精神贵族”,而是造就“普通劳动者”。因此,大学应该倡导学生在服务中增长能力和品格。

在母校读研时,笔者把中国成人教育学的历史看作由空想到科学的过程。我承认这是受了马克思的影响,而不是黑格尔。无论受了谁的影响,反正哈耶克都不喜欢,因为他不仅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还反对社会学的创立者孔德。

历史不是之乎者也,历史就在我们面前。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由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到少数人的主自由,再发展多数人的自由。试想,自由的人在自由的土地上幸福地生活该有多末好!

人不能是行尸走肉,人有灵魂。这就是人需要教育的根本原因。也是在这一点上,人与人是绝对平等的。

基于平等(包括民族平等),公益原理和美学向洋、向上的“彼岸进路”需要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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